跟上海的出版人说到一批日本原版的新书，其中有一本日本人写的中国80后，写法按社会学传统的排列，并非集中到几个有影响力的小巨头上，而是比较广泛地记录了这一代人的不同声音，尤其从行业的分类上看，说明了作者的视野之所在，读起来挺吸引人。关于中国的80后，如此描写如此分析的海外著书实属少见，而这位日本作者开门见山，把书名叫成《新中国的青年市场----目标80后》。

不过，给上海的出版人看了下原版书的封面，得到的第一个反应是:“书靠这个封面卖不出去！”看上去，如今国内的图书市场非得让封面打眼才行，好比美容与化妆一样，丑小鸭的帐已经没人来买了。

这本书的日本作者叫松浦良高，也是个熟人，几年前在上海书展上见过面，当时知道他作为日资广告公司的主任研究员常驻上海，同时也应聘到同济大学当客座研究员，难怪研究中国80后。如果没有他这样的知识与生活背景，单门儿一个人在日本，恐怕无法涉猎这个题目。他在日本学法律，大学毕业后到美国华盛顿大学念研究生，专攻东亚课题，然后就职于广告公司再到上海，这么一个学识旅途上的回旋势必对观察中国80后提供了一个多维的视角，这是我读这本书以后的最强烈的感受。

有人说“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这句话不灵光，其实关键看他念什么经，80后的现象不光是中国，跟日本也好，或者跟韩国也好，乃至跟欧美也好，所谓“全球化”的浪潮恰恰是从这个年代开始高涨的，多维的角度才是念好这门经的关键。

让我把话说回到刚才的书的封面，每回到日本的书店买书，付钱的时候都会遇到店员热情的问询:“新书是否需要书皮？”据说，日本书店的这项服务全世界都新鲜。

究其缘由，找到了1983年成立的日本书皮协会，有位长者解释说:“大约100年前，旧书店为了保护书才用了纸书皮，后来包上书皮不仅能证明付了钱，而且还能做旧书店的宣传，于是就流传开来了。奈良有个富本宪吉纪念馆，现在去还能看到他1916年设计的漂亮的书皮，富本是当时非常著名的陶瓷艺术家。”

“书用书皮一包上的话，原来的封面不就被遮盖住了么？”

“其实不然。”长者一边笑，一边答道:“书皮有不同的制作人，分四大类。1是书的批发商制作，2是出版社制作，3是想做广告的企业制作。4是各个书店自己制作。这样一来，原来的书的封面设计完全是一个艺术创作，不用过多地被市场的营销部门牵连，任凭图书装帧家发挥想像就行。其实，这样一来，很多优秀的封面设计反而增多了！”

日本书皮协会的长者说得有道理，就像日本的书店连书架上的空间都用于广告，大概也是延用了书皮的想法。当然，至于什么样的封面受欢迎一定与对象文化直接挂钩儿，国家不同、读者不同，势必会有不同的情景。松浦良高这本研究中国80后的书实在值得译成中文，从一个多维的角度了解当代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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