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就业难问题的不同之处
在考察中日两国就业时，单纯地比较“就业率”高低是极为粗糙、不科学的。除了一些细节外，“就业”这一概念本身就名似实异。中国大学生的就业实际上大部分都是不稳定的“暂时就业”，基本等同于日本的“非正规雇佣”，同样是给了年轻人一个饭碗，但却存在是铁饭碗还是泥饭碗的差异。
2013年，被戏称是“史上最难就业年”
2013年，被戏称是“史上最难就业年”：一边是创新高的699万人毕业生，比2012年增加19万；一边是计划招聘岗位平均降幅达15%。5月15日有媒体报道称，“截止4月19日，北京地区高校7成毕业生至今都还没找到工作，签约率只有28.24%，其中研究生签约率36.59%，本科生签约率26.6%。此外，上海签约率不足三成、广东签约率不足五成。”
当然，对于“史上最难就业年”的说法，很多人也不以为然。如上海外贸学院就业中心主任徐家仪在接受《新民晚报》采访时就认为，“同高达95%的就业率一样，签约率同样不能完全真实反映大学生就业市场的现状。就业率包含了学生升学读研、出国、创业等情况；然而，截至目前统计的签约率，排除了各类特殊的因素。”
与在某大型综合研究所专门从事中国经济研究的朋友聊起中国“最难就业年”的话题，友人则认为：“实际签约率恐怕还要更低一些，这里面肯定有很多原因，比如毕业生增加、心态上眼高手低等，但根本原因恐怕还是中国经济增速本身存在很大的水分，若实际上真达到了8%这样的高增长的话，就业形势却如此恶化，是很难理解的。”
日本大学生就业真到“冰河期”了吗？
与中国的“史上最难就业年”说法相类似的是，日本媒体多年来一直将日本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形容为是“就职冰河期”，甚至创造出了更进一步的新名词——“超就职冰河期”来形容就业形势的严峻程度。
利用谷歌、百度一搜索，马上就会发现中国媒体在报道日本的就业形势时，基本上都是不假思索地沿用或编译了日本媒体的报道。
那么，真实的日本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如何呢？实际上在5月16日，《日本经济新闻》刊登了一条关于日本大学毕业生就业的新闻：“今年春季毕业的日本大学生就业率截至4月1日为93.9%，比去年同期提高0.3%，连续两年出现上升。而前年是日本应届大学生就业率最低点，仅为91.0%。”
换句话说，日媒所谓的“就职超冰河期”，最糟糕的就业率表现为91.0%的最低点，而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文部科学省或厚生劳动省在统计就业率时与中国略有不同，其统计分母通常不包括“升学”、“留学”等情况。这样一来，不免让人觉得日媒有些“矫情”了。
而实际上，日媒之所以认为当前是“就职冰河期”或“就职超冰河期”，是因为其参照对象是日本高增长时期的就业，那时的日本社会基本上实现了完全就业，而且几乎是清一色的最稳定雇佣形式——长期或终身雇佣。若从这个意义上探讨，日本当下的就业形势确实已不如昔。
同称“就业”名似实异
实际上，在考察中日两国就业情况时，单纯地比较“就业率”高低是极为粗糙、很不科学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在统计分母等细节上存在差异，更重要的是，在中日不同的语境下，虽然同称“就业”，但名似实异，“就业”这一概念的内涵本身就很不一样。
整体而言，日本的就业被粗略地分成了两大类：“安定雇佣”（又称“正规雇佣”）和“非安定雇佣”（又称“非正规雇佣”）。前者主要是指意味着长期或终身雇佣的“正社员”、即正式公司职员；而后者则包括了除“正社员”之外的所有就业形式，包括有期合同制、派遣、兼职等。
日本社会在就业问题上存在根深蒂固的“安定”偏好。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日本的大学生不太需要费力就能拿到一家或多家公司的“正社员”offer，尤其是若为大公司正社员offer的话，基本上就可以后顾无忧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目前，媒体或很多研究都武断地认定日本的终身雇佣体系已经崩溃终结，仿佛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篓。但实际上，日本雇佣体系迄今仍然是以长期或终身雇佣为基调、主流。在经历了长期的经济低迷后，日本非正规雇佣的比例目前已升至约3成，即大约三个中就有一个不是“正社员”形式的长期雇佣，但长期雇佣仍占据大半壁江山。
非正规雇佣的增加确实一定程度上撼动了日本的整体雇佣体系，但今后是继续增加非正规雇佣的比例，还是消除非正式雇佣、回归到清一色的长期雇佣，日本社会对此还处于未达成共识的转换期。产业界多倾向于认为可以再适当增加非正式雇佣的比例，但劳动法学界和政府则倾向于认为雇佣形式的分化会造成贫富差距和社会不稳定，应尽量减少或消除非正规雇佣的比例，至少应加强对非正规雇佣者的保护。
换句话说，日本媒体所宣称的“就职冰河”，其实并不是说真的“无业可就”（在社会劳动力总体缺乏的大背景下，真正的“无业可就”在理论上是不成立的），而是指要找到一份长期稳定的“铁饭碗”——“正社员”、尤其是“大企业正社员”的工作越来越难。
因此，简单地说，日本大学生在求职时最看重的主要是两项——“是不是正社员”和“是不是大企业”，整个求职过程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两个考虑点展开，所做的一切努力也都是为了拿到“大企业正社员”offer，而在劳动法界定和实际的操作层面，大企业正社员几乎无法解雇。
按照日本这样的标准，中国的大学生在就业时，实际上除了政府、国企或公共机构等单位外，相当大比例都只是不稳定的“暂时就业”，基本上等同于日本的“非正规雇佣”，而这样的就业形式，正是日本的大学生在求职时极力想规避的。
换句话说，中国的很多大学毕业生在求职时并不是一步到位，而只是先暂时在一家单位定下来积累点经验，随时准备时机成熟后就跳槽，毕业两三年内就跳槽、甚至多次跳槽的情况并不罕见。而工作单位打算辞退时，其实可以找到N种理由来随意解雇。
也就是说，中国语境下的“正式员工”在很大程度上是形式上的，在日本被称为是“徒有其名的正社员”（“名ばかりの正社員”），属于变相违法的范畴，这与日本“就业”概念中的“正社员”完全是两码事。
因此，同样称呼为“就业”，但中日两国所指的内涵很不一样。同样是给了年轻人一个饭碗，但却存在是铁饭碗还是泥饭碗的差异。
求职如中国高考
相应地，与中国的大学生相比，日本大学生的就业战线通常会拉得更长，一般是在大三甚至是大二下学期就要开始紧张忙碌的就职活动，整个过程下来需要一年多，中间有若干轮笔试、面试，充满了数不清的酸甜苦辣、欢喜悲忧。而关于就职技巧、就职指南的书在日本卖得异常火爆。
之所以会如此，主要是因为中国大学生往往是“暂时就业”，第一份工作虽然也很重要，但整个社会对跳槽相对是宽容的，而在日本社会整体上排斥跳槽的背景下，日本的大学生几乎是“一局定胜负”，他们并非在“就职”而是在“就社”，即并非在选择职业，而是在选择公司。
这其实与中国的高考颇有些相似，只是前提条件已变更为理论上不存在考不上的可能，总体上考试机会并不多，而重来一次的机会成本颇高，在这样的情况下，重要的不是考上大学，而是在有限的机会内争取考上好的名校。
在日本，社会并非完全堵死了跳槽的可能性，正如中国并没有堵死二次高考的可能性一样。在现实中，日本社会跳槽的情况也在增多，但经常跳槽仍容易让个人信用受损，若跳槽超过三次，则多会让信用大打折扣，再次求职时很可能会遭遇信用和忠诚度质疑。
笔者的一位好朋友就是一个很鲜活的例子，他在拿到京都大学经济学硕士后，进入三菱集团旗下的旭硝子工作，后跳槽至东丽，但在来日本前曾在三菱商事的中国分公司任职，因此加起来等于已在三家公司任职。再次求职时，无例外地会被要求就为何屡屡跳槽做出解释，而且遭遇到比此前严格得多的忠诚度审查。
社会雇佣体系的差异，决定了大学生在求职时的不同。日式雇佣体系之利弊，自然是见仁见智，这样的体制具有“吃大锅饭”的表面特征，但其实又不同于国企式的吃大锅饭，因为每一家企业都是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不享受公共财政上的补贴，在公司保证安定雇佣的同时，员工也将个人长期的利益与企业进行了捆绑。
其实不管是在哪个国家，就业是否稳定都关乎国民未来预期和整个社会的稳定，在这一点上毫无区别。日本的劳动法在劳动者是否应拥有“就劳请求权”（即劳动者有权要求拥有工作）的问题上尚处于争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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