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习惯,身在上海的我每次经过福州路时,都会去古籍书店的三楼转转,那个楼层卖的都是出版社库存的半新不旧的打折书。刚开业那段时间,它的打折方式很有趣,每本书上架时都会打上日期,而这本书的折扣力度也是采取浮动制,从五折到一折,上架日期距离当下的时间越长,折扣就越高。但对于喜欢的书,也不能一味苦等抄一折的底,因为数量有限,很可能被人捷足先登,在三折或者四折时就抢了去。

我当时还在学校读书,有时间但没钱,这种售书方式给我和朋友们带来极大的乐趣,有时,我是说偶尔,我们会把一本喜欢的书偷偷藏在书架某个隐蔽的角落,然后等待时间的镰刀慢慢横扫过去。这么做的人肯定不止我们,所以这里的好书时常会在书架间自动漫游,很多人慕名而来,做寻宝和藏宝的游戏。

后来,或许因为像我们这样的人太多,或许因为其他什么原因,总之这个书店取消了这种浮动定价制,书价再次固定,所有的书从此也就停在某处,一动不动。而我也渐渐工作,多了点闲钱,少了些时间。

很奇怪的,我见到有两套在市面上算是畅销的书,一直停在古籍书店的三楼某处,无人问津。一套是米兰·昆德拉,一套是村上春树。

当然,我也没有问津,虽然他们都曾是我爱读的作家,但迫于某种“抵制媚俗”的压力,我羞于谈论他们,更不必说收入囊中了。相信有很多爱逛折扣书店的人也是如此。

然而悖谬的是,这两个作家,尤其是村上春树,一方面他的小说似乎正淡出有一定修养、“抵制媚俗”的读书人的视线,哪怕仅仅因为他是《挪威的森林》作者的缘故;另一方面,他的小说趣味,他所热爱的那些美国小说家,菲茨杰拉德、雷蒙德·卡佛、雷蒙德·钱德勒、约翰·欧文、杜鲁门·卡波特、蒂姆·奥布莱恩……正被越来越多的读书人所谈论,所热爱。但没有人会羞于谈论雷蒙德·钱德勒,即便他写的只是侦探小说,也没有人会以热爱杜鲁门·卡波特为耻,即便他的生活充斥着虚荣与谎言。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外来的和尚好念经”,村上春树和这些美国小说家在中国的不同遭遇,难道仅仅是因为美洲大陆比日本群岛更遥远的缘故?

最近,南海出版公司引进了《当我谈论跑步时我谈些什么》(译者终于不再是林少华),这本村上描写自我的散文集在中国的出版适逢雷蒙德·卡佛热,或许正是沾了这位村上翻译最多的美国作家的光,这本新作在文化圈反响甚好。香港的梁文道在《上海书评》撰写《村上春树的跑步修行》一文,说了一段类似《皇帝的新装》里小孩子的实话:“多半是我太矫情,由于厌倦那一阵子人人都说村上春树,人人都像引用圣经般地引用他,甚至于人人都想自己活得像他小说里的角色一样的无谓(也就是流行一时的所谓“村上风”),所以我就和躲避玉女歌手似的躲避他。一个自封为铁杆球迷的人居然以贝克汉姆为偶像,难道不丢人吗?喜欢文学的,又怎能跟那帮小资瞎起哄?”

梁文道在村上的这本新书里,看到了一个严以律己的修行者村上,这当然是对的,但很明显梁文道没有怎么读过村上的小说,因此,一方面村上在新书里已谈到小说家三个重要的素质:才华、集中力、耐力,另一方面,梁文道却只能抓住“耐力”这一最不“小资”的元素来发挥,“在这一剎那,小说家村上春树变了;他绝对不是那些广告写手最爱的青年偶像,他是严以律己的肃穆作者,他是修行者村上春树。”“修行者”之于村上,是纠偏,同样也是另一种遮蔽。因为,假如从修行的意义上来说,所有好的艺术家都是修行者。说到底,变的不是村上春树,是我们自己的认识。

然而,当我这么煞有介事地谈论村上春树的时候,我究竟在谈些什么?

第一次看到他的小说,是将近十年前。那年来上海面试,傍晚在住的小旅社附近的西藏路上溜达,在一家小书店里偶尔看到并随便拿起翻翻的,是漓江出版社新出的《挪威的森林》,当时只是觉得文字蛮清爽,用来消磨随后的一个无聊夜晚该是不错的选择,于是就买了下来。那是我工作之后住过的最差的旅社,因为是自己掏腰包,可是,那也是我为数很少的还留有印象的旅社,因为那本书。

后来,村上的书一本一本地看过来,看多了,其实颇有重复之感。主人公大多为男性,三十出头,离异或分居,喜欢爵士乐,阅读趣味是巴尔扎克托马斯曼古希腊史,身旁总有几个可人女孩儿,很会享受生活,却永远沉浸在过去与幻梦中。他的小说着力塑造的,不是人物也不是故事情节,而是某种略嫌沮丧的人生,只是因为恰巧某个时段的我也身处人生沮丧的阶段,因此得以共鸣,以及深深的安慰。

梁文道的朋友企图用《海边的卡夫卡》证明村上的价值,但这本小说恰恰是我疏远村上小说的开始,几次在书店,甚至是折扣书店,我从它身边停下来,又走过去。在我看来,村上将陀思妥耶夫斯基视为最喜爱的作家,这是很奇妙也很好的事,但努力去写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小说,却是很可怕的事。林中有两条小路,我们总是惦记那条自己没走过的路,但最初的选择其实并非偶然,那就是自己的性情,勉强不得。

而所谓《挪威的森林》,其实就像这本谈论跑步的新书里所提到的,也只是一个偶然而已,青春和爱情,并不是三十岁才开始写作的村上最关心的事情。我最喜欢的村上的小说,是《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这本书写在《挪威的森林》之前,我不止一次向只看过《挪威的森林》就对村上心生反感的朋友推荐这本书,好久以后,在书店里翻到杰·鲁宾的《倾听村上春树》,发现这位美国人竟也和我一样,把《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视为村上最好的小说。

在一处称作“世界尽头”的所在,主人公的人生就是在安静的图书馆里阅读藏在独角兽头颅里的古梦,陪伴他的是一个女孩,图书管理员,屋外是永远的大雪,屋内是氤氲的咖啡香气。我觉得,这是村上小说世界中最动人的场景,这种世界尽头的动人场景,来自一种心灵尽头的简单,村上不是一个复杂的作家,正如人生的沮丧与失败并不复杂一样。斯宾诺莎用内在信仰将失败的犹太人从现实政治重负中解放出来,与此类似,村上也是凭借对心灵自由的维护,将众多失败的都市人从现实的生活重压下解放出来。他的主人公,再怎么颓唐卑微,依旧还可以听着罗西尼的歌剧煮意大利面,这种触手可及的“英雄”姿态,感染了很多平凡的人。

当然人们可以质问,这种解放在何种程度上为真?我的回答是,当然不够为真!就像在斯宾诺莎之后,犹太人的问题并没有真的解决一样,但我们并不因此看轻斯宾诺莎。人之为人的最光辉之处,就是他永远身处某种局限性中,却依旧能做出奋力向前的姿势。

在小说世界之外,能令我一直对村上这个作家抱有好感的,是他在现实世界里所体现的丰富性。

他并非一个沉溺自我世界的人,日本在20世纪的一系列现实境遇,日俄战争、侵华战争、以及战败后整个民族的精神状态,都在他严肃的审视之下。而在东京地铁毒气事件后,他同样又是最先站出来、面对现实的作家之一。《神的孩子全跳舞》,是一个小说家对这次事件的反思,在我看来,也是村上最好的短篇集。他在《当我谈论跑步时我谈些什么》中曾自比做一根漂流木,他没有展开谈,但熟悉他的读者自然会联想到《神的孩子全跳舞》中的那篇《有熨斗的风景》。

在一个海边的小镇,总会时而不知从何地而来的漂流木被冲上海滩,它们是篝火的最好材料。一个堪称篝火迷的老人,为之停下流浪的脚步,在这个偏僻的小镇住了下来。他喜欢时常点起这样的一堆篝火,在深夜的海滩。而且,他总是会打电话请两个朋友一起来观看这篝火。点篝火是一门技艺,粗圆木和小木条被巧妙地组合起来,俨然前卫艺术品般地高高堆起。当篝火真正燃烧起来之后,几个人便停止说话,静静地看这盛大的火焰。篝火燃烧的最后,总是会剩下一根最粗大的漂流木支撑着整个火堆,等到它一旦熄灭,整个艺术品也就坍塌了。

在一片混乱的世界中,现代人的荒凉处境,是目睹最后一根藉以燃烧的漂流木轰然熄灭,在一地的灰烬中,去捕捉残存火星的徒劳。作为一个为同时代人写作的小说家,村上不是要扭转这种荒凉,也无力去扭转,他能做的就是成为一根新的漂流木,冲上海滩,继续这暂时的火焰。

因此,在小说家的身份之外,村上还是一个很好的盗火者。我在中国还没有发现一位作家,在丰富的小说创作之余,还有力量翻译那么多域外的小说。对于我前面提到的那些美国作家,村上并非像我们国内很多作家一样,仅仅满足做一个“推荐专业户”,相反,他是扎扎实实地去翻译这些作品,并成为日本迄今出版译作最多的作家。身体力行地把影响自己的域外作品翻译成自己的母语,这种看似吃力不讨好甚至有点自曝家底的事情,似乎是很多国外大作家常做的事情,波德莱尔翻译爱伦坡,菲茨杰拉尔德翻译鲁拜集,陀思妥耶夫斯基翻译巴尔扎克……数不胜数,我们早先也有作为翻译家的鲁迅和巴金,但如今,似乎中国的翻译家和作家俨然就是两种人。

至于他的随笔,说实在的,我并不觉得他是个好的随笔作者。但没关系,就像智利导演佐杜洛夫斯基在谈到自己的作品《鼹鼠》时所说的那样,“假若你很优秀,《鼹鼠》就是一部优秀的电影;假若你很平庸,《鼹鼠》也将是一部平庸的电影。”同样,随笔本身的优秀与平庸,对于村上的读者已并不重要,喜欢看村上随笔的读者,多半只因为想要了解村上这个人罢了。

好些年前,我曾经拿《爵士乐群英谱》当作自己听爵士乐的入门读物,我相信,或许过些日子也会有人对照着《当我谈论跑步时我谈些什么》去跑步,这里面,已经不是某人对于爵士乐和马拉松的认识是否专业的问题(纠缠其中会很无聊),而是说,这个人对于世界的丰富性的某种感受,居然有力量传染给了另一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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