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让我们又想起了翻译的过程——从一个世界穿梭到另一个世界——从很多方面而言是理解村上作品的关键。他一直否认自己受到了日本作家的影响；在作家生涯的 早期，他甚至说要逃离“日语的诅咒”。实际上，他的文学敏感正是通过少年时期痴迷西方小说形成的：经典欧洲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司汤达、狄更斯），特别是他一生中反复阅读的一众20世纪美国作家——雷蒙德·钱德勒、杜鲁门·卡波蒂、F·斯考特·菲茨杰拉德、理查德·布劳提根、库尔特·冯内古特。当村上坐 下来写自己的第一部小说的时候，他反复挣扎直到想出一个非常规的办法：他用英语写出那本书的开篇，然后再把它翻成日文。这样，他说，就是他找到自己声音的办法。村上的长期译者杰·鲁宾告诉我，村上的日语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他的日语原文读起来往往像是从英语翻译而来的。

甚至可以说，翻译是村上作品的组织原则：他的小说不仅被翻译，而且也和翻译有关。村上式情节的标志性愉悦之处就在于看着日常情景（乘电梯、煮意大利面、熨 衣服）突然变得不寻常（神秘的电话、魔井之旅、跟羊男的电话）——换句话说，看着一个人物从一个现实流畅的地方掉入某个完全的异域，被迫在两个现实当中尴尬地斡旋。一个村上式的人物总是，某种意义上说，在两个根本不同的世界当中翻译：平凡与奇异、自然与超自然、乡村与城市、男与女、地上与地下。他的全部作品，换言之，便是对翻译过程的戏剧化。

回到村上的车的后座上，我们离开东京，进入城郊。我们经过了无数企业总部，还路过了一家大船一样的情人酒店。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地形变得浓密起来，渐渐升高，我们来到了村上的家，那是一座亲切怡人却外观平常的两层小楼，在山与海之间的一个树叶茂密、山地起伏的社区之中。

我换上了拖鞋，村上带着我走进了他在楼上的办公室——他写作《1Q84》大部分内容的自愿牢房。毫不奇怪，这里也是他存放他收藏的大量唱片的地方。（他自 己猜测说大概有10000张，却怕去数它们。）办公室两面长长的墙上从地板到天花板挂满了唱片封面，全都整齐地放在塑料封套里。在屋子另一头，一排可以看到山峦的高窗之下，稳坐着一对巨大的立体声音箱。屋里其它架子上摆放着村上生活与工作中的纪念品：尊尼获加马克杯，他在《海边的卡夫卡》中将酒标想象成凶残的恶棍；一张他最快一次跑完马拉松（1991年在纽约，3小时31分27秒）之后面露痛苦的照片。墙上有一张雷蒙德·卡佛的照片，格伦·古尔德的海报和 一些爵士乐名家的小幅画像，其中包括村上至爱的音乐家，次中音萨克斯手斯坦·盖茨。

我问他我们能否听上一张唱片，村上便放上了雅纳切克的《小交响曲》，那段开启了《1Q84》的叙事并且在其中定期出现的音乐。它就像书中描述的那样，是在交通堵塞当中最不合适的音乐：紧张、欢快、激动人心——就像五首一般音乐在一个空油漆桶里争夺高下。这让它成为《1Q84》中疯狂、笨拙而又狂暴的冒险的完美主题。透过音乐，村上大声告诉我，他选择《小交响曲》恰恰是因为它的奇异。“我只在音乐厅中听过它一次，”他说。“管弦乐队之后有十五个喇叭手。奇特，非常奇特……这种奇特非常适合这本书。我想象不出还有其它什么音乐能更好地切合这本书。”他说，他在写作小说开头的时候，一遍一遍地听着这首曲子。 “我选择《小交响曲》是因为它完全不属于流行音乐。但在这本书出版之后，这首曲子在这个国家流行了开来……小泽征尔对我表示了感谢。他的唱片卖得很好。”

当《小交响曲》结束之后，我问他能否想起当初买的第一张唱片。他站起身，在一个架子上翻找了一会，给我看了《多面吉恩·佩特尼》。唱片封面上是60年代早期的美国歌手佩特尼的迷人照片，他打着波点宽领带，身着豪华红色夹克。他的头发像是凝结的浪尖。村上说，他13岁的时候在神户买了这张唱片。（这是一个替代版，原来那张唱片多年前已经磨坏。）他放下唱针，开始播放佩特尼的第一首名曲《没有怜悯的小镇》，一首满是号声的动人歌曲，佩特尼唱的是一个情郎，低声 发出天启般的呼救：“年轻人有问题，很多的问题/我们需要的是理解之心/为什么他们不来帮助我们，不来试着帮助我们/在这粘土和花岗岩星球分崩离析之前？”

歌声一完村上便抬起了唱针。“傻气的歌，”他说。

《1Q84》这个书名便是一个玩笑：以多语言双关的方式引用了奥威尔。（在日语中，数字9的发音和英语字母Q相似。）

我问村上，在写作《1Q84》的同时是否重读了《1984》。他说他确实读了，而且那非常无趣。（这并不一定意味着《1984》本身不佳；某次我问村上为何喜欢棒球的时候，他说，“因为它很无趣。”）

“大部分描述不远的将来的小说都是无趣的，”他告诉我。“书中总是黑暗，总是在下雨，人们是那么不快。我喜欢科马克·麦卡锡所写的，《路》——写得非常 好……但它也还是无趣的。它很阴暗，人彼此相食……乔治·奥威尔的《1984》是描写不远的将来的小说，但这写的却是不远的过去，”他如此提及 《1Q84》。“我们从相反的两面看着同一年份。如果描写的是不远的过去的话，便不会无趣。”

我问他是否感觉与奥威尔有某种相似。

“我想我们同样对组织感觉不妙，”村上说。“乔治·奥威尔一半是记者，一半是小说家。我是100%的小说家……我并不想写消息。我想写好的故事。我认为我自己是个政治人物，但我不对任何人发出我的政治消息。”

但村上却曾在近些年不寻常地大声表达出了他的政治信息。2009年，在前往以色列领取声望很高的耶路撒冷文学奖的争议之旅中，他利用领奖的机会对巴以问题 明确表态。今年夏天，他利用巴塞罗那的一个领奖仪式作为平台批评了日本的核工业。他把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称作是日本历史上的第二次核灾难，但却是第一次完全由日本人亲手造成的核灾难。

当我问他关于巴塞罗那演讲的情况时，他稍稍调整了一下自身的百分比。

“我是99%的小说作家和1%的公民，”他说。“作为公民，我有话要说，当我必须这样做的时候，我会明确去做。当时，没有人站出来反对核电站。因此我想我应该这么做。那是我的责任。”他说，他的讲话在日本的反响大部分是正面的——人们和他一样希望海啸的恐怖场面会成为改革的催化剂。“我想，很多日本人将其视为国家的转折点，”他说。“那是一场噩梦，但却是变革的良机。1945年之后，我们辛勤工作致富。但那种东西现在已经不再延续。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必须考虑如何获得幸福。这不是钱的问题，不是效率的问题。这是关于纪律和目的的问题。我想说的和我1968年以来一直在说的是一样的：我们必须改变体制。我想现在是我们再次走向理想主义的时候了。”

我问他，那种理想主义是什么样的，他是否将美国视为榜样。

“我认为人们现在已经不再把美国视为榜样了，”他说。“我们现在没有任何榜样，我们必须树立一个新的榜样。”

定义现代日本的那些灾难——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神户大地震还有最近的海啸——在令人惊奇的程度上是村上式的灾难：地下暴力的痉挛，看不见的深刻创伤以日常生活的巨大破坏的形式显现。他以地下深处的隐喻恶名昭著：小说中的人物爬下枯井进入秘密世界，或是与东京地铁隧道中的夜鬼相遇。（他曾告诉一个采访者，他 必须让自己在第八部小说之后停止使用井的意象，因为它出现的频繁程度已经开始让他觉得尴尬。）他把自己的创造力的深度设想为井。每天在桌前，在他的全神贯 注出神的时候，村上变成了一个村上式的人物：在他创造性的无意识的洞穴中探险，忠实地报告着他的发现。

“我住在东京，”他告诉我，“算是个文明世界吧——像纽约洛杉矶伦敦巴黎一样。如果你想要寻找魔幻的情景或者魔幻的东西，你必须充分走进自身的深处。这就 是我所做的。人们说这是魔幻现实主义——但在我内心深处，这就是现实主义。并不魔幻。当我在写作的时候，它非常自然，非常有逻辑，非常真实，非常合理。”

村上坚持说，当他不在写作的时候，他是个完完全全的普通人——他的创造力，他说，是个“黑箱”，他与之并无有意识的接触。他往往倾向于躲开媒体，在街上碰 到有读者想与他握手的时候也总是很惊讶。他说，他更加喜欢倾听他人说话——事实上，他某种程度上也被看作是日本的斯特兹·特克尔。在1995年地铁沙林毒 气时间后，村上花了一年时间采访了65名受害者和犯罪者；他将采访成果出版为厚厚的两卷本的书，这套书被译成英文并大幅删节为《地下 （Underground）》一书。

我们在一起的最后一段时间，村上带着我一起去跑步。（“我的大部分写作知识是在每日跑步中学到的，”他曾写道。）他的跑步风格也是他个性的延伸：轻松、平 稳、平实。跑了一两分钟，在我们找到了共同的步子之后，村上问我，要不要去一个他称之为山的地方。他说话的样子像是挑战，像是警告。很快我便理解了他的语气，因为我们突然开始爬了，爬山——不再是真正的跑了，而是在崎岖的山路上磕磕绊绊地向前，大地在身后猛地弯了下去。在我们慢慢走到路的尽头的时候，我转 向村上说，“这是座大山。”这时候他用手势告诉我，我们只不过是刚过了第一个弯，前面还有很多。过了一会，我们的呼吸越来越急促，我开始悲观地想，这些弯 路是不是没有尽头，我们是不是进入了某个只能无尽上升的村上式世界：上升、上升、上升。但最终，我们还是到了山顶。我们能看到脚下遥远的大海：经过了周密 勘察却不适合人类居住，延伸在日本和美国之间的广袤神秘的水世界。那天，从我们所站的地方看起来，海面风平浪静。

我们随后便开始跑步下山。村上带着我穿过了他的村庄，经过了中心街道上的冲浪店，经过了一排渔民的房屋（他指给我某家院子里的传统“渔人神社”。）当我们 并排跑向海滩的时候，空气一时间湿润而充满盐分。我们聊起了约翰·欧文，他还是一名年轻的无名译者的时候曾有一次和村上一起在中央公园慢跑。我们聊起了蝉：它只为了爬出地面在树上鸣叫上致命的两三个月就能在地下呆那么多年这一点是多么神奇。我记得的大部分内容是村上脚步的平稳节奏。

在我们跑完回到那座屋子之后，我在村上的客用浴室里洗澡换衣服。在我等他下楼的时候，我站在饭厅空调的微风里，透过一扇大落地窗看着外面种着草和灌木的小花园。

几分钟手，一个奇怪的生物跳进了我视野中的花园。它一开始看上去像是某种鸟类——从它盘旋的方式看，也许是一只奇怪的多毛蜂鸟。但过会又看起来像是贴在一起的两只鸟：它颤动的时候比飞翔多，身上有各种振翅和零件。我最后确定，这是一只黑色的大蝴蝶，是我见过的最奇怪的蝴蝶。它漂浮在那里，像一条外星鱼般摆动，它漂浮的时间长得恰好足够让我困惑——然后试着将它归类到某种熟悉的东西里，却一直不那么成功。然后它摆动着飞走了，飞下山，飞向大海，大致沿着我和村上跑步的路线飞了下去。

蝴蝶飞走之后又过了一会，村上从楼梯上走下，安静地坐在饭厅的桌子旁。我告诉他，我刚刚看到了我一生中见过的最奇特的蝴蝶。他拿起他的塑料水瓶喝了口水，然后抬头看着我。“日本有很多蝴蝶，”他说。“看到一只蝴蝶并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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